抗战题材是影视作品永恒的主题，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以光影叙事唤醒那段可歌可泣的民族记忆。长期以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大多聚焦正面战场的残酷壮烈、敌后战争的艰苦卓绝，或后方谍战的惊心动魄。相比之下，电视剧《阵地》另辟蹊径，将镜头对准被誉为“文化抗战堡垒”的桂林城。
这不仅是一次题材的突围，更是一次精神的溯源——它让我们看见，在硝烟弥漫、山河破碎的年代，在南疆小城的桂林，有一群文化人以笔为枪、以文为阵，为危难中的民族筑起一道永不陷落的精神长城。
1931年至1945年，是日寇铁蹄残酷践踏、侵略中华民族的14年，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14年。在艰苦漫长的抗战历程中，中华民族不仅需要以勇敢的身躯筑起血肉长城，还需要以不屈的信念建构精神长城，因为精神和信念是血肉长城屹立不倒的根基和支柱。
《阵地》始终凸显精神意志在抗战中的关键作用。当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的黄旭初听闻有百姓因空袭家破人亡而自杀时，强调必须先稳定人心：“这种事件如果再发生下去的话，我看用不着日本人来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垮掉了。”当《救亡日报》复刊不久，印刷设备就被炸成一堆废铁，报社人员情绪低落时，李克农让大家反思：“被炸了一次，一个一个的都垂头丧气的，那不是就让日本人达到目的了吗？”夏衍则劝大家要振作起来：“报社建筑物被炸毁了，我们可以再找，机器坏了，我们可以再修再买。但是我们的意志，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给炸没了！”
显然，只有保持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我们的民族才能走过漫漫长夜。精神和信念的关键作用决定了文化抗战是一个深远的、决定着民族存亡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转向相持阶段之际做出决策：“以夏衍同志、克农同志为首，率领两支队伍，一支是八路军办事处的队伍，一支是以《救亡日报》为龙头的文化大军，到抗战的大后方桂林去，构筑文化抗战的阵地。”
战乱的年代，文化和教育无法沿正常的轨道向前发展。但《阵地》让我们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一批爱国文化人的坚守与担当，桂林的文化和教育在战乱的年代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阵地》最感人的场景是民众在文艺的感召下，重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在榕城饭店，艾青给几个刚入伍的军人朗诵自己到桂林后写的第一首诗《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年轻的音乐家李陵带领大家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楼下路过的行人都驻足倾听，并且加入歌唱的队伍；在阴暗的岩洞里，躲警报的民众愁眉苦脸，此时新安旅行团孩子们的歌声驱散了恐惧和乌云，在孩子们的带动下，民众在岩洞里做起了大扫除；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积极推行岩洞教育，警报成了上课钟，岩洞成了教室，孩子的读书声比轰炸声更响亮；任素宁的《南京惨案亲历记》在《救亡日报》连载，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在剧院，《梁红玉》《一年间》《台儿庄战役》《秋声赋》等剧目的上演让观众群情激昂，鼓舞了抗战的士气；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文化人举办震惊中外的西南剧展，奏响抗战救亡的最强音。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是桂林文化城的脊梁，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传播文化、抚慰民众、动员抗战，重塑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枪炮可以摧毁城池，但不能摧毁文化；战争能撕裂土地，但不能阻断精神的河流。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电视剧《阵地》的推出既是对抗战历史的真切缅怀，也是对民族精神之根的深情回溯。这部作品以厚重的历史质感与炽热的人文情怀提醒我们勿忘来路、珍惜和平，也激励我们传承那份跨越时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气节。（刘铁群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