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冬至大如年”?表示冬至尤如年节一样重要
冬至又叫冬节、贺冬节，还有亚岁、肥冬、喜冬等称谓，是我国最早制定出的节气。据《左传》记载，现在保留下来的我国对冬至最早的观测记录，是在春秋时代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丑。“至者，极也。”《恪遵宪度抄本》上说：“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至，故曰冬至。”
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就使用圭表测量中午时分日影长度的变化。冬至是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夏至是日影最短的一天，所以在战国以前，冬至、夏至分别被称为日南至、日北至。
冬至不仅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中的“四时八节”之一。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体现了这一节气的重要性。
唐代在冬至休假七日
把冬至定为节日始自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淮南子·天文训》说：“冬至……阴气竭，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古人认为，冬至作为万物始成的重要节点，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历来受到朝廷和民众的重视。《汉书》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对冬至的重要性，《晋书》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魏晋南北朝时，冬至称“亚岁”。冬至日朝廷不仅要举行“贺冬”仪式，皇帝还要赐宴招待文武百官和万国使臣，接受群臣和各国使节敬酒祝寿，并且例行放假。《后汉书》里也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就是说，冬至日除皇帝祭天和朝贺外，官府例行放假，流行相邀聚会和互贺的“贺冬”或称“拜冬”的礼俗。
唐朝规定，冬至日与元正日同样“休假七日”，官奴婢给予三日休假。《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载：“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朝廷行拜贺礼后，皇帝多在大明宫的含元殿赐宴，朝野也流行冬至聚宴。
明代则在冬至“赐百官始仪貂裘帽”。《帝京景物略》载：“冬至节，宫眷内臣皆穿阳生补子蟒衣。”阳生补子蟒衣即“补子”上绣有表示“阳生”景象的官服。“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燕京岁时记》：“每年冬至月初一日，臣工之得貂裘者，均于日一体穿用，谓之‘翻褂子’。”
在中国众多的庆贺礼俗中，最高的祈祷仪式是天子举行的圜丘祀天礼。《礼记外传》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注曰: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中国古代礼仪分为吉礼、嘉礼、军礼、兵礼、凶礼等“五礼”和大祀、中祀、群祀三等。圜丘祀天属吉礼之首、五礼之首，以及大祀之首，通常由皇帝亲自主持，以显示帝王的“天子”身份，以及皇权至上、无比崇高的权势。早在汉武帝确定冬至为节日之前，已有周王在圜丘举行祭天祈福活动的记载，并为历代帝王所继承。
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祭天坛庙，是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北京天地坛，早期帝王在这里合祀天地。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下令在天地坛大祀殿之南建圜丘坛专以祭祀皇天，祈谷坛用于祈祷上天保佑五谷丰登。嘉靖十三年(1534年)二月，诏令定名南郊祭坛为“天坛”，这是天坛一名的首次出现。
清代沿用明制，“定每岁冬至日大祀天于圜丘”，冬至祭天成为清帝亲祭的首要大礼。据统计，从明朝永乐年间到1912年民国政府宣布废止“祭天”为止，天坛的祭天整整延续了490年，有22位皇帝举行过654次(含祈谷礼)之多，致使天坛祭祀礼仪发展到顶峰。
